塔利班再次掌权阿富汗已经五年。这段时间里，国际社会尝试了各种政策来影响塔利班的行为，包括人道援助、政治和经济施压，以及外交接触和谈判。最初的谈判通过间接渠道进行，如今在某些情况下已转为直接对话。
与此同时，人权捍卫者、塔利班的政治反对者以及许多普通阿富汗人依然在抵抗。他们通过街头抗议、地下学校、人权倡议和各种形式的公民不服从，努力阻止塔利班统治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正常化”。
然而，国际社会的主要期待和许多阿富汗人的希望并未实现。包容性政府并未出现，政治和社会限制持续存在。塔利班不仅没有变得更灵活，反而进一步巩固了基于其宗教意识形态的统治体系。女性被排除在教育、大学、就业和大部分公共生活之外，公民空间和基本权利也受到更严厉的限制。
面对这样的现实，常听到的回应是：“塔利班从未改变。”但这个回答忽视了一个更深刻的问题：为何许多国际政策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塔利班会改变的假设上？为何国际社会在阿富汗投入了20年的国家建设、现代治理和规则型制度建设后，仍然相信接触、经济压力或国际合法性的承诺能改变塔利班的行为？
问题的核心或许从来不只是塔利班没有改变，而是国际社会一直用一种不适合理解这类运动的框架来分析它。阿富汗国际政策的缺陷，不仅在于未能改变塔利班，更在于国际社会理解这一运动时所依赖的分析框架本身存在问题。
因此，文章并不试图回答塔利班为何如此治理国家，而是追问：尽管经历了塔利班第一次执政、20年战争与国家建设，以及其重新掌权后5年的直接观察，国际社会为何仍持续用一种不符合其真实性质的框架来分析这个运动。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阿富汗近年的历史，也关系到今后在其他国际危机中，如何重新思考对意识形态运动的分析方式，以及如何设计未来的和平进程。
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许多政策，建立在一套后来被证明与其实际统治不符的假设之上。这些政策背后的判断是，经历20年战争后，塔利班的首要目标是获得政治权力、结束国际孤立，并成为一个在既有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规则内运作的政治行为体。因此，人们预期，参与谈判、承担治理责任、面对经济压力以及争取国际合法性的需要，会逐步缓和该组织的行为和优先事项。
具体而言，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三个核心假设之上。第一，塔利班对国家、合法性、和平、法治和人权等概念的理解，与这些概念在国际政治和法律话语中的通常含义相同。第二，一个武装运动从战场进入和平进程，最终进入政府，会逐步转变为与现代治理原则相兼容的行为体。第三，治理责任和与外部世界接触的需要，最终会压过该组织的意识形态优先事项。
这些假设不仅源于对塔利班本身的分析，也反映了当时更广泛的政治背景。20年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已经厌倦了长期冲突、沉重的军事成本、国家建设项目的失败，以及阿富汗前共和国内普遍存在的腐败。在这样的环境下，达成和平协议成为一项紧迫任务，有时甚至压过了对塔利班性质的审慎理解，以及对持久和平所需条件的认真考量。
因此，国际政策的不足，不能仅仅归结为战术失误或政治上的过度乐观。更深层的原因在于一种分析框架：它主要把塔利班视为政治行为体，而不是意识形态运动，并假定掌握权力会逐步使其符合现代治理的要求。
从一开始，塔利班就与其说是政治行为体，不如说是一个带有宗教使命的意识形态运动。对于这类运动而言，执政并不是最终目标，而是建立一种根植于其意识形态信念之秩序的手段。按照这一逻辑，政府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公民同意或国际承认，而取决于它对这一使命的忠诚程度。
在这一框架下，许多在外国决策者看来代价高昂、甚至不合常理的塔利班政策，在其内部逻辑中却完全一致。塔利班不仅改变了政府结构，也按照其自身的意识形态解释重新定义了公民身份。其后果远不止将女性排除在教育、就业和大部分公共生活之外。宗教和族裔少数群体、知识分子、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独立媒体、政治批评者以及许多其他社会群体，也都在公共生活中遭遇限制和边缘化。
与此同时，塔利班强化宗教机构，扩大劝善惩恶部的权力，并将行政和安全体系的大部分控制权交给忠诚追随者。在所有这些行动中，塔利班都表明，在其视为意识形态使命组成部分的领域，它愿意承担相当大的经济、政治和外交代价。
这并不意味着塔利班不在意经济、对外关系或政权存续。恰恰相反，它在某些领域表现出务实态度，从地区贸易到与邻国接触皆是如此。然而，它对哪些问题可以进行政治谈判、哪些问题属于意识形态使命，有着清晰区分。在塔利班看来，女性地位、教育体系结构、宗教在政府中的角色、社会自由的边界以及公民身份的定义，并不只是公共政策议题，而是政府必须实施并维护的一整套秩序的核心组成部分。
正因如此，认为治理责任或国际压力会让塔利班偏离其意识形态优先事项，本身就是对这一运动性质的误判。国际社会以为执政会改变塔利班，而塔利班却把政府视为按照其意识形态改造社会的工具。也许，国际社会最根本的分析错误，就是试图用国家的逻辑去理解塔利班，而塔利班则把国家视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秩序的手段。
多哈谈判和塔利班重新掌权改变了这个组织的政治地位，但并没有改变其意识形态身份。塔利班从一个叛乱运动，变成了与世界主要大国谈判、参加外交会议、并在地区政治中无法回避的行为体。然而，政治地位的变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也发生变化。
塔利班的意识形态身份，早在多哈协议之前、甚至远早于其重新掌权之前就已形成。这一身份是在数十年的宗教教育、战争经历、领导结构、宗教网络，以及塔利班用来界定其宗教合法性和历史使命的叙事中塑造出来的。对塔利班而言，意识形态从来不是获取权力的手段，相反，权力才是推进和扩张其意识形态的手段。因此，进入政治谈判或与国际社会接触，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会重新审视自身的根本目标。
不过，这种误判并不完全是国际社会分析框架的产物，塔利班自身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多哈谈判期间，塔利班试图塑造一种不同的自我形象。其代表的语气发生了变化，把自己描绘成负责任的行为体，准备与国际社会接触，也有能力治理阿富汗。与此同时，它通过强调前共和国的腐败、政治分裂和治理失败，试图把自己塑造成现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替代者。
塔利班的官方表述反复提到安全、与国际社会接触、在“伊斯兰教法框架内”尊重妇女和少数群体权利，以及与其他国家保持平衡关系。尽管这些概念从未被清晰界定，但其模糊性反而强化了一种印象：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塔利班已经发生变化。
但一个根本问题仍然存在：国际社会究竟是真的误解了塔利班，还是说，结束战争和撤出阿富汗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优先事项，以至于既有的塔利班认知不再是政策制定的基础？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答案。不过，阿富汗的经验表明，人们对塔利班的理解与最终采取的对塔政策之间，确实存在明显落差。
塔利班的言辞与其行动并不一致。和平谈判进行期间，该组织仍在持续开展军事行动、招募人员并扩大影响力。作为当时的阿富汗国防部副部长，我亲眼看到，和平谈判与塔利班军事行动的升级是同时推进的。这一经历表明，在评估一个意识形态运动时，地面行为比谈判语言更可靠。
塔利班重新掌权后的表现，也暴露出同样的落差。大范围限制持续存在，大量本国独立专业人士被排除在政府机构之外，宗教机构得到强化，劝善惩恶部的权力进一步扩大。这些都表明，多哈谈判改变的是国际社会的盘算，远多于它对塔利班本身造成的改变。
作者：穆内拉·优素福扎达
天载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